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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伟教授一直是非常受CCE中心学员们欢迎的教师，近日，赵伟教授的一篇文章《应对经济衰退中国经济须正视四个发展大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赵伟教授特地给我中心发来链接，与广大学员分享。在此也特别感谢赵伟教授对我中心学员们的关怀。

赵伟：应对经济衰退中国经济须正视四个发展大势

        面对世界经济衰退和中国经济的超预期回调，各个区域的政府都在寻找应对之策，其中不少对策明显带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行为特征，鲜有出于长期战略考虑者。客观地来说，面对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短期刺激需求的对策也是需要的，但对于区域经济决策层而言，光有短期刺激方案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长期战略，同时将短期及中期对策纳入长期战略视野之下，这无疑是合乎逻辑同时为"子孙后代"负责任的行为。但这样做的前提是，需要对目前至中长期内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势，有个准确的判断与清醒的认识。

　　中国经济：四个发展大势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深处，有一些大势在形成，其中有些由经济发展规律所促成，有些系发展累积惯性因素所促成，有些则系内外环境或曰约束条件变化所促成。所有大势中，以下四个大势当是明晰可见的：

　　第一个是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

　　笔者近期研究（赵伟，2009）得出一个判断：从人均3千美元到6千美元，孕育着大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转换。比照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历可以得出结论，目前全国人均GDP跨过3千美元，意味着我国社会经济总体上已接近或正在完成技术成熟过度阶段，由此积蓄了足够的能量，启动大众高消费阶段。包括浙江在内的沿海发达省域经济，即那些人均GDP业已跨过或接近6千美元大关的区域，已经跨入了大众高消费阶段的门槛！美国经济史家罗斯托教授提出的"经济增长阶段论"认为，"成熟阶段"是"一个社会已经把（当时的）现代技术有效地应用于它的大部分资源的时期"，其主要标志包括产业多样化、新的主导部门发展壮大并代替了"起飞"阶段的老部门。而"大众消费阶段"的内涵则不少于 三：

　　（1）耐用消费品的普及化；

　　（2）社会结构变化，中产阶级的形成以及主要由专业人员构成的"白领"职业队伍的迅速增加；

　　（3）城市化加速以及城市人口居住的郊区化。经济史家们的研究揭示，美国是在20世纪头20年间实现这个阶段转换的，日本则是在20战后60年代到70年代实现这个转换的，期间这些国家的人均GDP，恰恰经历了由3千美元左右向6千美元的左右的跃升。不仅如此，研究还显示，一旦一个经济体跨入大众高消费时代，其经济增长将具有更大的可持续性，同时内需或国内市场对于增长的贡献将持续上升。

　　第二个是工业化推进中"重头产业"的转换。

　　发达国家以往工业化的历史清晰地显示，一国工业化进程中，二、三次产业在经济发展中所居重要性会依次发生变化，反映这种变化的是产业结构的演进。整个工业化进程中，一国产业结构会经历早期与晚期两个阶段的演进：早期以"二产化"为主基调，这个阶段第二产业即制造业在产值和就业方面的比重持续攀升；晚期以"三产化"为主基调，第三产业即服务业迅速发展并逐步取代"二产"成为最大的产业，其产值与就业比重超过"二产"。笔者早先的研究揭示，在几个大的发达国家中，英国产业结构的这种转折发生在1840年代至1879年代之间，美国发生在1870年代末与1880年代初之交。日本大约发生于1960年代中期。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历史还显示，工业化完成时期，一国产业结构无一例外地会呈现出3>2>1的结构态势，三次产业中，"三产"比重从55％到78％不等。

就中国的现实来看，以往30年经历了明显的"二产化"结构演进。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08年，中国产业结构依然呈现出2>3>1的结构特征。包括建筑业在内的"二产"增加值，几乎占了GDP的一半（48％），"三产"只占4成（40.5%）。但值得注意的是，自新世纪以来，"三产"增速明显加快，"二产"比重开始徘徊，扩展的空间趋于缩小，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产业结构演进的"二产化"高潮业可能正在过去，同时也意味着，工业化进程的重头产业正在发生转换，已经或者即将掀起"三产化"浪潮。统计数据显示，新世纪以来这两大产业产出比重的变化，带有明显的"僵持"迹象（参见下图）。如果比照西方国家统计范式，将建筑业中服务性业务产出归入"三产"名下，则近年建筑业的扩展实际上已经促成了由"二产化"而"三产化"的"拐点"。按照最新统计数据推算，即使将建筑业增加值的一半计入"三产"，则近年"三产"产值已经与"二产"不相上下。2007年数据为，"狭义二产"占GDP的比重为45.8％，"广义三产"比重则已占到42.9％，近乎平分秋色。

图1 中国三次产业结构变化（1990-2008年）

　　第三个是中央政府执政理念的变化或曰拓展。

        这方面最大的变化，要属对于"建设和谐社会"及"科学发展观"的强调了，这一理念与改革开放前期明显不同。客观地来说，改革开放前期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贫穷落后，政府最紧迫的任务是带领全民致富，解决大众"温饱"问题。因此在中央政府的执政理念中，强调效率多于公平，将发展作为压倒一切的政治目标。邓小平同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发展就是硬道理"等名言，就是这种理念的最简洁表述。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大幅度提升，尤其是温饱目标的实现，公平与社会公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由此促成了中央政府执政理念的调整，新理念最大的亮点则无疑为"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两个关键词所体现。可以预料的是，今后若干年，"和谐社会"加"科学发展观"理念将大势所趋，围绕这些理念的中央政府政策，正在把中国推入"福利国家"的快车道上。在这种理念指导下，环境保护、关注弱势群体利益等等理念，将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这方面，从早先颇有争议的"新劳动合同法"到最近的"新医改"方案的提出，都是最好的脚注。其中新医改方案以其8500亿元的庞大财政支出和覆盖全民的魄力，向大众发出明确的信息：即使在面对紧迫的经济形势下，中央刺激内需的短期宏观政策也被纳入了建设"和谐社会"的长期理念之下！
第四个是世界经济中长期走势。

　　笔者最新研究认为，未来2－3年时间，世界经济将很可能呈现一种W形的轨迹，时好时坏。虽然G20各主要经济体刺激经济的计划可望促成世界经济在近期回升，但在导致此次严重衰退的深层次问题解决之前，世界经济尤其是美、欧等发达经济实体难以将实现持续的增长。别的不说，单是国际社会重建全球金融体制的努力，将可能是旷日持久的。而对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而言，将以往投资银行主宰的资本市场改造成新的体系，或者恢复原有金融体系的声誉及其效率，都需要时间。在所有这些深层次问题解决之前，发达国家经济将不会有大的起色，很可能反反复复振荡。反复震荡的世界经济尤其是发达经济，则意味着世界贸易将进入一个较长的调整阶段，这也意味着中国产业发展须面对国际市场约束。

　　我以为，区域政府尤其是省域及县域政府应对经济回调刺激内需的举措，必须顺应以上大势。

　　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供给不足

　　世界经济衰退与发达国家的市场萎缩，导致了国际贸易的大幅度收缩，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全球过剩"现象，由此给中国制造业以巨大的外部需求约束。目前中国制造业的确面临着来自国外的"有效需求不足"的约束，但客观地来分析，这种需求约束多半是短期的，而非中长期的。就中长期视野来看，今后若干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将依然是供给不足而非需求不足。前已论及，目前中国社会经济总体上正在发生由技术成熟向大众高消费阶段的转换，部分沿海发达省域经济已经迈入了大众高消费阶段。如果这个推断成立，那么从沿海区域及大城市掀起的大众高消费浪潮，就意味着今后若干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依然是大众或曰"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与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而非产能过剩与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值得指出的是，与以往不同，大众高消费时代的消费需求增长，既有规模扩张，也有档次提升，而将以档次提高为主流。具体来说，不仅需求总量将迅速增加，而且需求档次和结构将发生转折性变化。仅以大众最基本的消费需求吃、穿、住、行为线索，目前由沿海发达地区而内地推进的变化是：吃、穿的内涵，正在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转换。前者主要定位于"吃饱"与"穿暖"目标，后者则定位于营养、安全与个性化。住的方面，正在发生由强调人均居住面积等数量指标向居住舒适及环境安逸等质的指标变化，与这一变化相伴随的是农村居住的城镇化，大城市居住的郊区化。行的方面的变化，则与先行工业化国家有些"倒置"迹象。先行工业化国家以往的经历是，先发展以轨道交通为核心的大众交通，而后发展私家小轿车，中国近年的情形似乎相反，先发展了小轿车而后才考虑大众交通。而在发展大众交通方面，轨道交通则被最后考虑。

　　考虑到中国无与伦比的人口规模，上述消费物质需求量的扩张和档次提升的规模，将是任何先行工业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历史还表明，大众高消费时代需要庞大的基础设施支撑，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前者扩张的延伸。提及基础设施供给，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尤其巨大。别的不说，单是在道路、电力、油气管道及航空运输等战略性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就非常之大。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一些关乎到大众消费的重要基础设施供给总量，尚不到美国的一半（参见下表）。

　　不难推断，在上述基础设施供给方面要达到发达国家的"门槛"水平，所需要的建设规模将是巨大的，仅从这个意义来说，今后若干年内，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依然在于供给一边而非需求一边！

　　区域经济层面：四个大势的深层涵义

　　区域经济层面上，前述大的发展态势具有重要涵义，现简略推论如下：

　　第一个大势即大众高消费时代的降临，至少有两个深层涵义：一个是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如前诉述，今后数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供给不足，而供给不足的"瓶颈"将主要显现于基础设施方面。别的不说，单是建设公交化的轨道交通这一项，就需要巨额的投资。另一个是关于内外两个市场重心的变化，可以预料的是，今后最大的市场在国内，最大的市场扩张空间也在国内而非海外。

　　第二个大势即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演进的"三产化"，无疑意味着下一步发展的重心在"三产"而非"二产"。这一点对于沿海经济发达省域的发展与改革重头产业的选择，尤其具有现实意义。客观地来说，目前包括浙江在内的沿海省域经济，发展的重头依然在于"二产"，这个产业也是改革与开放走得最远的产业，相比较而言，"三产"的发展严重滞后，改革也无法与二产相提并论，客观地来说，目前"三产"中体制改革获得突破的，仅为商品零售、公路客货运输等非主体行业，其"主体行业"（金融保险、电信、交通系统等等）要么国家垄断，要么国企主宰，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效率低下，制约着区域经济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上海推出而为高层认可的战略（即"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意在推进三产跃升，对沿海别的发达区域无疑具有示范效应。

　　第三个关乎到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约束条件。在中国这样一个中央政府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的体制下，中央政府的执政理念，对于区域政府决策具有某种"硬的约束"。客观地来分析，新时期中央提出的"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理念，对于区域经济发展至少设置了两个硬的约束条件：（1）要让尽可能多的老百姓分享改革开放的物质成果，建立"福利国家"大势所趋；（2）以往那种依靠"三廉价"要素（廉价土地、廉价环境、廉价劳工）低成本扩张路径难以为续，必须转变增长方式。

　　第四个大势则给出了区域产业与市场调整方向。世界经济中长期内反反复复的前景，意味着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的时代行将结束，考虑到中央政府执政理念对以往依赖"三廉价"要素发展路径的遏阻，"中国补贴全世界"的时代将很快过去，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在于产业升级。(转载于人民网http://theory.people.com.cn/GB/148980/914754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