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赵伟教授接受了人民网记者的专访，就G20峰会的主要目标和取得的成果，以及峰会前后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的角色定位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解读。

        问：G20伦敦峰会主要的目标是什么，在刚刚结束的会议中，您认为峰会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有没有达到预期？

　　赵伟：会前各方预期，此次峰会至少有两大目标：第一个目标是象征性的，就是可望鼓励全球商业信心，防止衰退"由坏向恶"的发展。

"从坏向恶"（from the bad to worse）是英语世界的一句口头禅，目前世界经济衰退演进，的确有些"由坏向恶"的迹象。面对这种局面，全球19个最大的国家加上欧盟组成的G20领导人的聚会，尤其是他们之间的协调一致，渴望对全球商业信心产生正面影响。先不要去管最后达成怎样的一致或妥协，单是聚会本身，就会发出一种信号：各大国的政府面对衰退并未坐视不管，而是在积极寻找解决办法，尤其是协调一致的解决方案。我相信各国领导人在出席此次峰会的路上，全世界经济界的眼光都聚焦于他们身上，可望寻找某种信心。我相信各国领导人也抱着这样的愿景。

第二个目标是实质性的。这便是交换看法，达成某种妥协。

具体说，就是通过领导人对话，在各大国或大的经济体之间就应对经济衰退消除分歧，至少是达成某种妥协。因为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大国之间的分歧，尤其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分歧非常明显。就在G20峰会前夕，有些问题上的分歧实际上已经公开化了。欧盟轮值主席国捷克总理托波拉内克3月中旬曾公开指责美国经济刺激方案，呼吁欧盟国家共同抵制。法国总统萨科奇更是扬言，若不满足其提出的加强金融监管建议，便要抵制峰会。

问：那这些分歧具体有哪些，各国的立场是什么？

赵伟：粗略地"盘点"一下，此次G20峰会领导人需要面对的分歧，大体上可归入五个论题：

        其一是解决金融危机对商业银行的巨大破坏，以恢复全球信贷流动。办法无非是向商业银行注资，因为各方都看到，只有官方注资才有望恢复商业银行信心，恢复信贷流动，而信贷恢复是实体经济恢复的基础。但问题是注资有无限度？像美国联储那样注资行吗？这需要达成某种一致或妥协。

        其二是应对危机的财政政策的国际协调论题。具体说各大国究竟要不要商量一下，花多少钱来刺激经济。要不要达成一个数量指标，比如刺激计划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在这个问题上富国分歧很大。有迹象表明，美国很可能宣布将今、明两年的政府刺激计划财政支出占其GDP的比重提到2%左右的水平，但有欧盟"盟主"之称的德国、法国则极力反对。这两国领导人坚持凯恩斯主义式的财政政策思路，认为财政政策具有"内在稳定器"作用，由于欧盟失业率大幅度上升，政府通过各种补贴支出的货币正在迅速增加，无需而外刺激支出就足以引导经济复苏。

其三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变种与抬头问题。这由各大国借助财政刺激经济的盘子不一引出。比如美国、中国都宣布了巨额的刺激方案，通过政府向企业注资，或者扩大政府项目规模，在开放经济环境下，这里就有个"刺激利益外流"问题。说通俗点，就是本国刺激内需的支出相当部分可能变为进口需求，使外国企业得利。为了防止这种利益外流，美国政府曾宣布接受政府救助的钱只能买美国货，不准买进口货。此举实际上属于变相的保护主义政策。弄不好会愈演愈烈，引发国际保护主义升级，威胁后冷战时期建立的由WTO主宰的比较自由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世行近期跟踪研究已经显示，近几个月在G20中，已有17个在使用一些"微妙手段"，收紧了贸易政策。最普遍的是各种刺激出口的明补和暗补。

其四是全球金融监管问题。这方面的分歧似乎在缩小，美国已经同意扩大金融监管范围，以涵盖对冲基金。但法国总统萨科奇近期突然发难，可能意味着还有别的分歧。

其五是面对严峻经济形势下的南北关系问题，主要是富国对陷入混乱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主要是东欧与中欧国家）的金融援助问题。金融危机以及接踵而来的经济衰退，给一些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危害很大，导致了东欧转型国家的金融近乎崩溃。由于G20峰会同时也吸纳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协调机构参加，因此这类论题难免。

　　无独有偶，去年岁末首次举办的G20峰会，也有五个论题，即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提出"五大论题"，分别为（1）找出全球危机的起因，（2）评估危机应对措施效果，（3）确定全球金融监管改革原则，（4）探讨落实上述原则的具体行动计划，以及（5）重申对自由市场原则的支持。比较一下这次即第二次峰会与首次峰会的五个议题，可以看到两次峰会议题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也反应了一个趋向：自上次G20峰会以来，世界经济走势进一步严峻了，超出了多少人原有预期！

　　现在看来，会议成果超过预期，主要表现是：与会领导人几乎在所要论题上都达成了一致，连扬言要抵制的萨科奇都连声称"未曾料到"。且还有具体承诺，向IMF增资，以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就这些成果而言，无疑将对全球商业信心产生积极影响。就这些成果来看，会前两大预期目标基本实现！

　　当然话又说回来，我们不能对此次峰会期望太多。以往惯例表明，峰会只会达成象征性妥协，确定一些大的原则。这些原则要真正变为国际社会的行动，尚需时日。即便是最好的结果，也需要由后来的多边专家组细化，提出具体方案，再由各国政府具体部门去谈判、去落实。就这个意义上来说，G20第二次峰会与第一次一样，务虚意义多于务实。

        问：中国在G20峰会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中国克服危机的努力何以影响世界，主要原因是什么？

　　赵伟：关于中国在此次会议上的角色，国外已有不少说法，比如刚刚看到英国《经济学家》网页一篇文章，大标题就是“中国占据中心舞台”，文章推测说中国在此次会议上将与美国同时居于论坛核心乃至“盟主”的位置。还有媒体说，G20峰会实际上将由中美两大国唱主角，因此不要叫G20了，干脆叫“两国集团”（G2）算了。西方媒体的这些反应，当然属于媒体一贯夸大其词的偏好，但也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这便是中国对于此次峰会的重要性。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参加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关乎到此次峰会的成败，尤其是就峰会的重要的象征意义的效果，这便是前面说到的恢复全球商业信心而言。

　　目前看来，此次峰会给了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高规格礼遇和关注。此次峰会，中国依然扮演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双重代表”的身份。我认为，只有扮演这种双重身份，既可以避免卷入西方大国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乃至冲突，也有望最大限度地维护这两类国家的利益，包括中国自身利益。

　　中国应对危机的努力之所以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我想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实力。

　　包括已经达到的经济实力和潜在的经济发展前景。自从此次衰退袭来，尤其是中国经济自主回调以来，我在各种场合的讲演及发文，都有一个看法，这便是中国经济经历了30年的快速增长，正在迎来一个新的阶段，这便是大众消费时代，下一步增长潜力依然巨大。理论上来说，中国具有全球最大的潜在市场。面对空前的衰退，各国都在寻找市场，中国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及其市场扩展前景，我相信全世界的企业家都是看到的。别的不说，单说汽车业，在全球汽车行业极不景气的形势下，中国汽车销量大增，近期买车都要排队，就是明证。

　　另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政府在应对经济危机方面的大胆而果断的决策。

　　一挥手就是四万亿元，且表示还有“很多弹药”随时准备“射出”。这不仅给中国企业以信心，而且给世界商业以希望。因为中国是全球贸易大国，刺激内需的政策具有利益“外溢效应”。此外，中国的做法还具有某种“国际示范”效应，我相信美国政府和联储近期大胆的刺激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受到中国大胆做法的影响，至少是有些微关联吧？

        问：这次会议会不会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产生微妙变化？

　　赵伟：肯定会！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们常常说的一句话是，“政治是经济的延续，战争是政治的延续”，经济学家们则说，经济利益决定了政治倾向或偏好，国际关系中也不例外。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影响，中法关系就是明证！还在几天前，人们还在猜想中法关系近期有无改善的可能。可就在G20峰会前一天，两国外交部发表联合声明，解决了中方心中的疙瘩。当晚两国领导人便在伦敦会见，关系再次恢复。这意味什么呢？意味着在面对全球性大问题时，中国有意先化解与大国的双边难题，以便团结各方，共同应对全球最紧迫的问题。这是大国外交的一种“风度”。

　　我以为，此次峰会对今后中国外交将可能产生如下微妙影响：

　　其一，很可能以此次峰会为契机，形成中美两大国领导人定期或不定期的会谈机制。从胡锦涛一到英国就与奥巴马会谈这件事，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的重视。

　　其二，今后中国将可能以G20为平台或论坛，正式参与全球经济规则的规划与制定。以前有一种说法，G7（七国集团）掌管全球货币价格——汇率，它们的财长一聚首开会，各方便猜测哪种货币要升值了！然而自从金融危机发生以来，G7风光不再，哪里还谈得上管理全球货币汇率。现在实际上已进入G20时代。我相信这个时代的规则制定程序及结果，都将与G7时代有所不同，因为参与的国家更多了。既然时代不同了，环境不同了，中国外交何以不会变呢？

        问：您如何看周小川提出的创造国际储备货币。

　　赵伟： 设想很好，但实施的现实性有限。其一，美元主宰地位难以动摇，美国经济规模摆在那里，他不答应别的白搭；其二，其他“二三级储备货币”国家也不会真心响应的，即使口头响应，也不过是说说。尤其是欧元区、英国和日本，各有利益，不会答应。我特意查了查近期西方大媒体，发现说风凉话的不少，真心拥戴的不多。积极响应者，主要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但这难以扭转美国与西方主宰局面。我以为这一建议具有重要博弈意义，建议一提出便得到新兴市场经济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响应，一些发达国家也给予积极评价，这给美国以巨大压力，促其在下一步国际金融体制改革方面做出让步。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具有博弈价值。

        问：您如何看待某些声音故意夸大中国在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中的作用，中国是否能充当世界救市主？

　　赵伟：的确有些声音将中国作用夸大了。两类声音，一类是海内外中国人，或抱着一种民族自豪感，或有着以往“弱国情节”，将中国作用无限夸大。另一类是西方媒体，有恶意的也有善意的，将中国作用夸大，其中恶意的借机推销“中国威胁论”。我的看法，我们要客观估计，中国作用有限，谈不上什么“世界经济的拯救者”。其一，我们虽然成了全球第三大经济实体，但依然是发展中国家，去年人均GDP刚刚超过3千美元大关，在世界银行收入分类体系中还属于“下中等收入经济”，距离“上中等经济体”平均水平（6千美元）还差的远，更谈不上与“高收入经济”（人均1116美元）“入门级”水平相比了。与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联系在一起的是，国内经济问题成堆，最大的问题是大多数居民（农村居民）尚未享有社会保险。我们刺激经济的方案，主要在于保证国内增长，我以前说过，中国经济类似“自行车”，不进则倒。眼下在面临超预期下滑的局面下，保自身增长而非拯救别人可能是唯一的选择。其二，目前中国经济总量（GDP）不到美国的1/4，大约相当于美经济的23%，占全球份额约6%。即使再大的刺激方案，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毕竟有限。因此切不可过于高估中国刺激计划对全球的影响。

        当然中国大刀阔斧刺激经济的计划，对全球对付衰退还是有一些积极作用的，其中两点不可小看：一个是给处在恐慌中的世界以信心，有时候信心比金钱更珍贵；另一个是示范效应。中国应对衰退的大胆做法，着实“将了”美国及别的西方国家“一军”，起了一定示范效应。如果大国都像中国这样花钱，将可能很快遏制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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