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产业变革和国际分工深化对国际贸易的基础、格局和利益分配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以要素跨国自由流动为特征的新全球化背景下，尽管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优势对国际贸易仍具有重要作用，但跨国公司整合利用全球资源所表现出的竞争优势已成为国际贸易的基础。在要素跨国流动的不断升级中，中国外贸发展也呈现新的规律：一是要素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突破了不同要素丰裕度国家之间进行产品贸易的要素制约；二是要素合作成为提升外贸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尤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要素的转移、嫁接、融合、创新为创造竞争优势提供了可能。〖因此，比较优势论和要素禀赋论已不再适合指导全球要素分工合作下的外贸发展战略，局部化、低效率、粗放式的外贸增长方式需转向开放型、集约型、创新型的增长方式，充分发挥要素自由流动的正外部性作用。因此，中国需要重新审视国际分工演进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规律，调整对外贸易战略，重构“高效率、高质量、高盈利、高分工地位”的国际产业与贸易新格局，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历史性跨越。

改革开放40余年来，政局稳定、要素集聚力强、要素成本低等优势推动了中国贸易的迅猛发展，但长期以外资引入和出口加工型贸易为主要驱动力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使中国外贸陷入“低质量、低价格、低盈利”的尴尬局面，这表明中国需要转变开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和路径。纵观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外向型经济萌芽、开放型经济初显、对外开放飞速发展、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对外开放的萌芽探索阶段（1978—1991年），主要以解决储蓄和外汇“双缺口”为目标，以“特区、保税区”为重点开放区域，通过进口替代和鼓励出口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正式起步。这一阶段主要以发挥自身比较优势为基础，利用发达经济体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契机，通过引进外资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并带动出口。第二阶段为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阶段（1992—2001年），主要以发达经济体先进制造业转移为契机，建设国际先进制造业加工中心，逐步实现由点状开放向沿海、沿江、沿边、内陆延伸的深入开放，形成了以外资带动出口，鼓励跨国公司市场竞争的“开放型经济”。这一时期主要通过市场化改革放宽进口限制，提高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三阶段为中国加入WTO后的对外开放飞速发展阶段（2002—2014年），主要以深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为目标，由局部开放转向全方位开放，逐步放宽电信、金融、保险等服务业领域的开放条件或限制，通过“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实现“双向开放”的全球化经济。

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演进，传统的国际产业转移演变为产业链条和产品工序的分解与全球化配置，这使要素自由流动下的对外开放面临新的赶超窗口，形成中国对外开放的第四阶段：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阶段（2014年至今），即新全球化阶段。这一时期，以投资和贸易便利化、自由化为开放目标，以扩大内陆沿边开放和“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开放区域，由鼓励出口转向重视进口、由利用外资转向对外投资、由企业自身改革转向政府自身改革、由传统区位优势转向新型制度优势等“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通过在全球范围内高效配置生产环节和要素，构建起全球生产网络，实现价值环节的专精化、价值链条的广延化、价值网络的纵深化。随着要素国际分工由制造业供应链、价值链向创新链延伸，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逆向创新”正在重塑全球创新格局，“高端回流、低端分流”的国际分工地位客观要求中国推动全球经济规则重构，对提升创新驱动能力作出战略性调整，打造与高水平开放经济相匹配的要素支撑体系和竞争环境。

产业革命是推动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正是由于前三次产业革命提供的工业化大生产、高效的交通方式和信息产业革命提供的全球生产网络，才奠定了全球化的基本格局。随着工业化和信息化的高度融合，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目标导向、科技基础、参与对象、运行规律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进入以新兴产业革命的兴起与发展为根本动力，以开放、包容和共享为发展模式，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运输方式为核心载体，以新兴经济体为参与主体，以自由开放的要素流动为表现特征的新全球化发展阶段。在全球科技创新的驱动下，价值链的分解一般取决于三方面：一是生产分割技术的发展，产品生产过程的分割和调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呈现不同特征，生产分割技术越细化，生产的迂回程度和特定环节也越复杂；二是全球交易成本的变化，交易成本会直接影响生产分割后的要素或生产环节的最优配置区域；三是要素整合的能力，积极承接创新活动、整合优质生产要素是提升跨国公司竞争力的关键。按照全球分工理论，跨国公司在“归核化”战略的驱动下，可能将技术密集度和信息密集度更高的生产环节配置到非前沿经济体，为通过产业重组、外资引进、要素转移和技术合作等方式促进创新研发，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奠定了坚实基础。与传统商品贸易理论的作用机制不同，这种要素重组的“自然演进”模式扭转了经济发展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的可能性，通过创造比较优势提高企业的盈利水平，为中国外贸实现梯度升级提供了可能。

基于比较优势的传统贸易在提高中国出口规模和优化贸易结构的同时，也使中国外贸发展呈现“低质量、低价格、低利润”的状况。一方面，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中国面临的贸易摩擦频繁加剧，一些领域甚至面临较大的反倾销风险；另一方面，尽管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价格和国际分工地位有所提升，但对国内增加值总体贡献减少，中国贸易收益核算存在“虚高”现象。在要素跨国流动的条件下，由本国比较优势要素和国际高端要素结合而产生的战略机遇，将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和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产生有利契机，生产过程升级、垂直差异化升级、盈利能力升级和国际分工地位升级是全球要素分工推动外贸转型的重要渠道。

1.要素跨国流动推动生产过程升级

要素跨国流动决定的全球要素分工是激发和创造比较优势的新动力，通过要素流动、升级和优化配置过程推动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其核心在于全要素生产率。以跨国公司为主体、以国际直接投资为载体的要素跨国流动是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形式，通过将不同要素进行深度融合，实现高级易流动要素向低级不易流动要素所在区域流动。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外部高级要素与中国未被有效配置的劳动力、土地、技术、资本等闲置要素相结合，一方面可以使国内生产要素发挥学习效应、溢出效应，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可以提高流出国要素的边际生产率，改善全球要素配置效率。这意味着原本没有比较优势的闲置要素可能在要素跨国流动条件下被重新“激活”甚至“升级”，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在全球要素分工条件下，一国不再需要在完整的产品链上具备比较优势，而只需在生产某件产品的某个环节或特定阶段具有比较优势，世界经济的分工结构逐步从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向要素分工转变。因此，伴随跨国流动的要素激活、融合和优化过程，将在一国由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的过程中产生更强的效率增进效应，以降低单位要素成本为核心的国际竞争策略成为企业在要素跨国流动条件下生产过程升级的重要表现。

2.要素跨国流动推动垂直差异化升级

要素跨国流动降低了落后经济体参与国际分工的“门槛”，不仅体现为要素禀赋的优化调整，更体现为要素质量的升级，以要素升级推进产品升级是形成竞争优势的基础。根据要素质量等级可以将要素分为低级要素和高级要素，一般来说，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禀赋丰裕但收益较低的传统要素为低级要素，而资本、技能、品牌、管理经验等相对稀缺且收益高的经济要素为高级要素。一方面，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通过FDI方式或者OEM/ODM等外包方式实现要素分工，不仅可以将以往不具备完整产品链比较优势的国家或地区融入全球分工，还可以通过稀缺高级要素的引进、学习、吸收和再创新，提高远离前沿经济体的要素质量等级，为产品质量升级提供要素基础。另一方面，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进口低成本、高质量、多元化的中间品，可以在降低自身生产成本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时，扩大研发空间和产品创新能力而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3.要素跨国流动推动盈利能力升级

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要素跨国流动促进了国际高端要素的供给，使本土企业通过有效学习、吸收、转化和运用高端要素而嵌入全球生产链，进而通过行业内和行业间的溢出效应提高企业盈利水平。按照要素分工理论，全球生产链的要素形成机制是易流动要素追逐不易流动要素而进行的全球生产重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有利于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而且可以给要素流入国带来较大的发展机遇。企业加成率反映的是产品价格对边际成本的偏离程度，是企业盈利能力的衡量指标，任何影响产品价格和边际生产成本的因素都会影响企业加成率。要素跨国流动通常会从两种渠道影响本土企业加成率：第一，行业内溢出渠道。高端要素的进入会加剧本土要素市场的竞争，一方面会降低要素的市场价格，另一方面会迫使企业削减生产规模而提高边际生产成本。同时，高端要素的进入也会产生示范作用，推动同行业的本土企业学习和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第二，行业间溢出渠道。从前向关联来看，高端要素的流入不仅会使下游行业的本土企业获得质量更高的中间产品，还会因上游行业竞争的加剧而降低中间产品价格。从后向关联来看，外资企业会考虑贸易成本因素而加大对上游本土企业的中间品需求，为上游本土企业提供定价空间。为了获得符合条件的中间品，外资企业将在原材料、中间品生产等方面对本土供应商提供技术支持，从而提升本土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盈利水平。

4.要素跨国流动推动国际分工升级

要素跨国流动不会改变要素的收益主体，拥有要素产权的主体是要素收益的所有者。提高贸易真实利益的根本在于提升国内增加值率，其关键是升级要素结构。在利用外资发展出口的模式下，以出口增加值统计法和显性比较优势统计贸易收益会“高估”贸易竞争力。因为在要素跨国流动条件下，一国的出口源于多个国家要素投入的组合，往往是内外全要素生产率的综合体现，基于出口规模和结构的贸易质量统计方法忽略了“低价竞争”的客观现实，以“属地”原则计算贸易利得，存在以外资高级要素收益掩盖低端要素收益的事实，从而对真实贸易收益的认识产生偏差。根据要素分工理论，要素结构决定了国际分工地位，引入高级要素会通过要素升级主导全球价值链分工，并获得较高的要素收益。提高贸易竞争力和贸易收益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通过引进高级要素促进要素培育，发挥要素的集聚效应、溢出效应和关联效应提升要素层级，并结合投资、研究和开发实现要素创新，从而推动要素结构和质量的动态升级；另一种方式是通过跨国并购实现要素流动及产权流动，这不仅可以迅速获得外资企业的高级要素，并且可以实现产权转移。也就是说，要素结构升级的过程是覆盖人才集聚、产品创新、管理升级和跨国公司行为的系统化建构。在面临发达国家“高端回流”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低端分流”的“高低挤压”竞争背景下，通过升级要素结构改变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进而提升出口增加值率成为新的命题。

要素跨国流动改变了传统意义上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的外贸发展导向和模式，更注重通过要素转化升级提升外贸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外贸格局从低质量、低价格、低利润向高质量、高价格、高利润转变。本文主要从以规模扩张转向以效率提升的发展导向、从价格竞争转向质量竞争的竞争策略、从低加成率陷阱转向优质优价的盈利模式、从混合收益转向产权收益的收益结构四方面构建新全球化背景下外贸战略转型框架。

1.发展导向转型：从规模扩张转向效率提升

改革开放40余年来，坚持以“出口导向”为标志的贸易模式推动了中国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但金融危机后出口增速大幅放缓，出口竞争力优势下降，“低质低价低利润”成为中国外贸发展的标签。201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增加值率为27.46%，而美国高达37.29%，并且中国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14.17%、德国的17.19%和日本的19.04%，中国对外开放迫切需要从规模扩张转向效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反映的是要素投入的单位产出水平，一般是指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总体效率。随着新一轮信息革命的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资本、技术、品牌、标准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国际分工体系走向精细化、专业化、高端化，把握好要素国际分工带来的发展机遇，全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是当前外贸战略转型的核心任务。一般来说，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要素流动、重组、优化和配置主要通过四种途径影响本土企业生产率：一是通过要素转移获得高质量的供应链网络，依托庞大的销售市场、多样的中间投入品、精细的工艺水平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产品质量水平；二是通过溢出效应和关联效应影响本土企业的无形资产规模、研发和培训支出，进而提高企业生产率和绩效水平；三是通过要素相对价格的差异影响生产要素的投入比例，以产品的要素密集度升级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四是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缓解本国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利用规模经济效应、创新研发效应和竞争逃避效应等提高生产率水平。

2.竞争策略转型：从价格竞争转向质量竞争

中国外贸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可归结于产品价格优势，即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明显低于国外同类产品甚至国内同类产品价格，但产品质量实际上并未达到参与国际竞争的门槛。在中国各地区开放型经济增长竞争政策的引导下，企业是否出口不仅取决于自身的生产成本和市场竞争能力，还取决于是否能通过某种渠道获得廉价生产要素，并且如何将这种低成本优势转化为出口优势。尽管这种模式在一段时期内推动了中国外贸的迅速发展，但随着劳动力、资本、土地、环境等要素成本的不断上升，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的竞争力差距越来越大，企业面临出口越多收益越低的尴尬困境，需要扭转对廉价要素的过度依赖，逐步实现出口方式和竞争策略的转型升级。产品升级是提升企业价值链地位的关键，而产品质量的提高是产品升级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在要素跨国流动的逻辑框架下，上游FDI带来的高品质要素流入可能通过“竞争机制”“溢出机制”“质量机制”和“多元化机制”影响产品质量的提高和产品种类的增加，不仅能够通过模仿、学习、转化获得国际技术溢出，更能发挥要素市场质量的竞争效应而实现产品质量升级和边际成本下降的“双重”福利效应。另一方面，优质要素的融合还会加深本土企业的专业化分工程度，进而将资源合理配置到更高效的生产环节，为更新设备、技能培训、研发创新等质量升级行为创造剩余空间。因此，从价格竞争转向质量竞争，表面上是企业在要素国际分工体系下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市场行为，但其实质体现的是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换过程中企业竞争策略的转型。

3.盈利模式转型：从低加成率陷阱转向优质优价

“中国企业低价出口之谜”是对中国贸易发展的客观描述，表现为伴随生产率的提高，出口产品的加成率却在下滑。按照Melitz的理论，出口企业一般具有较高的生产率，通过降低出口产品的固定成本进入出口市场，因此出口企业的加成率一般应高于非出口企业。在国内要素层级和要素质量较低的情况下，要素跨国流动为激活要素结构和重构要素配置机制提供了条件，以要素引进调整要素禀赋、以要素培育形成创新动能、以要素整合构建产品竞争力成为企业提高获利能力的有效途径。具体来说，产品要在定价水平和边际生产成本上进行动态调整：一方面，国外高端要素的流入可以通过加剧市场竞争而优化要素配置，从而促进企业节省边际成本而增加“价格边际成本指数”，通过“成本优势”提高企业绩效；另一方面，要素的激活重组可以抵消要素边际报酬的影响，逐步实现工艺、效率、性能、功能的升级而提高产品质量，进而提高企业盈利水平。

4.收益结构转型：从混合收益转向产权收益

现行以“原产地”与“跨境”为原则的统计体系无法较好地反映跨国公司经营的主要特征，在公司内贸易盛行的内部贸易模式下，不仅能使发起FDI的母国在国际贸易中规避各种贸易壁垒，而且能在现行贸易统计体系的掩护下装扮成“经济脆弱”的贸易逆差国形象，这也意味着外资引入国的贸易顺差可能存在“统计假象”。在要素跨国流动下形成的要素合作型出口海关值无法反映真实的贸易竞争力，且本土增加值也属于国内要素和国外要素共同作用下的混合收益，这表明现行贸易统计体系已经无法真实反映跨国公司资本要素及服务要素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所获取的真实贸易利得。脱离本国收益的外贸竞争力不是真实的竞争力，特别是基于低价格、低质量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国家，更要理性认识低质量要素与低收益之间的关系和高质量要素与高收益之间的关系。由于基于所有权的贸易差额统计体系能够区分属权，通过要素升级推动本地要素的质量提升，从而实现贸易收益结构转型，成为强化外贸竞争力的核心任务，其关键在于培育高质量生产要素体系。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是衡量要素收益结构的重要指标，不仅能够反映国内要素收益占要素收益总额的比重，更能体现本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要素结构和质量。

从以上四个维度来看，全要素生产率表现的是要素配置比例和结构优化过程中的成本效率优势，体现的是微观要素层面的“点”竞争优势，也可理解为“内核”优势；产品质量是原材料采购质量、产品生产质量、技术升级质量和品牌服务质量的体现，形成以培育高质量发展的劳动、资本、技术要素为支撑，以满足消费质量升级为重点的产品“线”竞争优势；而加成率是衡量企业盈利能力的综合“面”指标，集合了要素“点”上的成本效率优势和产品“线”上的质量优势，能够较好地反映企业的定价能力和市场竞争力。而在全球价值链条件下，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衡量的贸易收益不仅能反映真实的贸易利得，而且能够反映国内要素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竞争能力和地位水平，从而形成国际分工“体”优势。综合来看，这四个方面并非相互独立，而是在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中以“点—线—面—体”四位架构动态提升外贸发展的“量”和“质”。

在要素自由流动的国际分工体系下，中国的传统外贸战略已不能适应新全球化的发展，应从开放边界、要素流通、政策创新和风险防控四方面进行外贸战略转型。基于中国现有国情和要素流动的普遍趋势，本文提出重构中国未来外贸战略的路径选择，即以优化配置效率和培育稀缺要素为核心的内源驱动型路径、以改善规则环境和引进高端要素为内涵的平台吸引型路径、以培育价值链主体和提升国际定价权为目标的国际治理型路径。

1.中国外贸战略转型的四重逻辑

（1）开放边界逻辑：实现双边市场互利共赢

一是推动边境开放转向境内开放。在传统国际分工条件下，虽然以降低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为特征的边境开放措施有效促进了国际间商品流通和要素流动。但深层次的国际要素分工对开放型经济的敏感性将不完全局限于国别层面的关税及非关税壁垒，而是广泛涉及知识产权、法制化水平、营商环境、生态环境、劳工标准以及产业政策等。开放边界的政策逻辑在于加快构建“一线开放、线内放开”的新型境内外开放政策，将更多优质要素吸引到国内，促进国内要素的流动自由和公平竞争，建设起对全球高级要素具有高度吸引力的开放环境。二是推动投资替代性贸易转向投资互补性贸易。在以最终产品为界限的传统贸易模式下，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多数是出于规避国家间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的市场导向性投资。但随着要素跨国流动的加快以及跨国公司主导下全球要素分工的形成，国际贸易投资的重心由拓展国际商品市场转向争夺国际市场上的稀缺要素。伴随东道国逐步融入全球价值链条，出现了大量进口中间品和出口加工品，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跨国公司在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经贸往来。以境外投资驱动国内贸易发展，将构建起贸易和投资互补共存、联动发展的贸易投资一体化新模式。

（2）要素流通逻辑：实现配置引育有机结合

一是由低端纳入转向高端配置。当今的国际分工体系实质上由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所主导，发展中国家具备某一生产环节要求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利润分配体系中处于“被支配”或“接包方”地位。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要素被纳入底层产业链环节，并在全球价值链的要素流转网络中被固化。在以要素流动和国际碎片化生产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分工模式下，价值链条更依赖国际先进技术以及稀缺要素，而只有广泛集聚高品质生产要素才能对高技术密集度的相应环节提供有效支撑。因此，扭转现有国际分工地位的实质在于促进要素的跨国流动，从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逐步降低对低端要素的内生依赖，加快转化高端要素配置以实现价值链攀升。二是由被动汲取转向主动培育。长期以来，中国依靠出口导向的外贸发展战略、优惠的外资引进政策、宽松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低门槛的环境规制所实现的外贸快速扩张已日趋乏力，对知识产权、创新要素等先进要素的需求日益迫切。一方面，提升国内要素成本对出口企业的固有盈利模式造成了冲击，倒逼企业加快对高端要素的吸纳和培育。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面临缺乏技术创新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严峻形势，通过加快培育国内稀缺的技术型、知识型等优质要素，将有效突破制造业的低水平供给瓶颈。

（3）政策创新逻辑：维护市场环境竞争有序

一是由有偏干预转向竞争中立。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区域贸易投资协议中，对境内境外要素实施无差别式管理、维护市场公平竞争是国际经济治理的新思维。一方面强调非偏向性和非扭曲性，对要素流动、产品贸易实施一视同仁政策，另一方面强调实施不偏不倚的功能性扶持和无差别式普惠待遇，如加强各类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投资，创造有效率的市场环境。全球要素自由化流动对市场环境的内在要求迫使中国确立与要素自由化流动相适应的高度透明规范的中立性贸易政策。二是由单一调整转向复合干预。长期以来，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和国内产业、科技、反垄断等部门政策相互分割。伴随着新一轮国际经济规则的重塑，在全球要素流动自由化条件下，单一性贸易政策很大程度上面临失效风险，而需转向建构综合贸易、产业、科技、反垄断等多种政策工具的跨部门协同组合型贸易政策，增强多种政策工具的协调一致和相互促进。

（4）风险防控逻辑：确立收益评估产权标准

一般来说，外资市场进入、技术服务转移、人才跨国流动、国际金融支持等市场活动包含的要素国际分工对开放型经济转型的意义重大，自由流动的生产要素对地区经济发展往往会构成一种潜在的冲击，因此，打造以要素自由流动为导向的统计评估和风险防控体系尤为必要。在要素跨国流动条件下，一是加快建立要素自由流动的风险甄别与防控机制，比如完善外资进入监管机制，加强技术服务、贸易信息服务及风险防控支持，完善人才跨国流动服务管理机制，建设跨区域级别的国际金融多边防控体系，构建起与要素国际分工相适应的国际贸易统计评估和风险防控体系。二是加快推进边境迁移转向产权迁移。在传统国际贸易维度下，商品的跨境迁移蕴含着要素流动的基本现实，不仅反映了一国的要素禀赋情况和资源充沛程度，也体现出其国际分工地位和贸易竞争的相对优劣。在要素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商品的边境迁移已无法确切反映一国的分工地位及竞争优势，需要基于产权迁移特征对要素流动的动因和现状进行分析。

2.要素国际分工条件下中国外贸战略转型的路径选择

（1）以优化配置效率和培育稀缺要素为核心的内源驱动型路径

基于中国比较优势现状和全球要素分工的形势，以优化配置效率和培育国内稀缺要素为核心，实现内源要素促进产业发展，是最基础、可靠的路径选择。

提高现有要素配置效率。在动态视角下，中国应尽快改变劳动要素高度密集的加工制造环节融入要素分工的被动现状，通过全球价值链向“微笑曲线”两端扩展，实现对前端技术的研发和对后端市场营销渠道的延伸。目前，相对廉价且优质的劳动力资源仍然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优势。发挥劳动力禀赋参与国际分工的内生优势主要体现为：一是通过促进国内就业提高现有劳动力配置效率和边际产出，拓展国际贸易的人力资本边界。二是依托制造加工业的产业基础，利用外资进入带来的竞争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和出口企业的干中学效应，促进本土企业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三是通过提高配置效率倒逼劳动要素质量的提升，引导劳动力逐步向现代服务业流动，缓解劳动力市场结构相对失衡。

提高对外投资质量效率。要素自由流动为中国对外投资提供了新的机遇，对于资源寻求型企业，应该积极建立战略联盟，共同开展对东道国农业、矿产等企业的收购，并依托特定资源融入全球供应链上端，打通资源开发路径；对于制造加工型企业，应合理利用比较优势，依托境外经贸合作发展平台，结合东道国的资源要素禀赋特征集聚发展；对于市场导向和技术导向型企业，应合理选择东道国的中小型成长企业，灵活运用入股、兼并和收购等方式获得目的企业的控制权，从而依托现有人力资源、关键产权技术以及成熟销售渠道加快发展，拓宽市场和技术获取路径。

加快国内稀缺要素培育。在人力资本维度上，一是加强本土人力资本培育，加大教育综合投入，发展高等教育、新型职业教育和社会培训；二是打造良好的研发创新环境，加快产学研深度融合，加大科研机构人才成果激励。在技术创新维度上，一是逐步优化中国贸易技术结构，通过适当调整和降低进口关税、提供贴息支持或调整贴息产品支持范围，扩大对高技术中间产品、关键设备和零部件的进口；二是在战略层面制定科学的自主创新政策，通过稀缺要素的聚集效应、规模效应、溢出效应逐步提高要素的创造能力和培育能力。在要素政策维度上，一是打通国内要素流动的机制障碍，构建资本、劳动力、金融、产权、技术等要素领域的国内统一大市场；二是加快建立以产权为基础的要素收益分配机制，合理调节技术、资本以及劳动力的利益分配关系，优化国内要素市场的整体环境和均衡收益，促进本土要素焕发新鲜活力。

（2）以改善规则环境和引进高端要素为内涵的开放吸引型路径

通过构建与国际接轨的贸易投资自由化规则，加速开放服务业领域，有效吸引国际高端要素流入，从而扭转国内高端要素稀缺、低端要素挤压的困境。

创新贸易投资自由化规则。随着全球经济规律从边境规则转向境内规则，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贸易治理规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新一代贸易投资规则的特征是高质量和高标准，“高标准”意味着新规则将更多涉及国家内部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创新政策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等，而不是简单局限于国别层面的关税及非关税壁垒；“高质量”则意味着只有达到一定标准的开放型经济体才能够深层次融入国际要素分工，否则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面临被边缘化甚至淘汰的潜在风险。第二，建立深层次全覆盖的市场准入机制，消除和削减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关税及非关税壁垒，拓宽制造业和服务业投资市场准入渠道，进一步消除劳动力、技术、资本、金融等要素的国内外流通障碍。

加快服务业领域开放进程。当前的全球价值链体系正从制造业领域向服务业领域延伸，全球制成品贸易中服务贸易的价值量占比愈发突出。加快服务业领域的开放进程将有助于中国尽快融入全球新兴服务产业链。一方面，率先融入全球新兴服务产业链，将使中国在服务全球价值链治理环节中凭借先发优势及路径依赖取得更多主导权，有效扭转中国在制造业分工网络中“被支配”与“被纳入”的被动局面。另一方面，扩大服务业领域外资开放，承接服务业梯度转移将会吸引国际高端服务业，在客观上拉动国内服务业发展，推进服务业结构升级，即通过吸引国际高端要素等方式化解国内市场高端生产型服务供给不充分的软约束，最终打破国内市场服务业需求供给的低水平均衡。

引进吸收国际先进生产要素。随着全球要素分工逐步从制造全球化转向技术创新全球化，研发部门的创新协作和关键技术的梯度转移逐渐具有全球化特征。技术和知识的流动为分布在不同国家间的用户、供应商、技术部门和科研院所提供了重要的发展平台。推动外贸竞争力升级，除了凭借天然禀赋要素实现传统比较优势红利，还需要通过积累资本、技术和高素质人才等获得性要素实现赶超发展。在要素自由流动的背景下，中国要主动嵌入全球创新链实现获得性要素积累，充分发挥资金等基础生产要素的优势，加大引入国外先进技术和吸引海外优质研发资本的力度，把当前的资金与外汇“双剩余”转化为无穷的技术积累。

（3）以价值链培育和国际定价权提升为目标的国际治理型路径

通过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打造全球价值网络中要素流通的关键节点和核心主体，构建具有强凝聚力的高级要素发展平台，培育全球价值链主体并提升国际定价权。

打造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政府应从主体培育、服务建设、政策保障三方面将跨国公司打造成全球价值网络中要素流通的关键节点和核心主体。在培育主体方面，应重点鼓励并扶持具有一定规模实力、品牌优势和市场基础的行业龙头企业，提升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的核心能力，包括组织领导、经营管理、核心技术和产品竞争力。在服务建设方面，完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境并购服务体系，简化项目行政审批程序，加强对企业海外投资的金融信贷支持。通过建立完善的海外并购中介服务体系，为高科技企业提供便捷高效的信息咨询服务。在政策保障方面，打造国际化经营的政策支撑体系和风险防范体系，简化海外投资企业专业人才的出入境手续，对服务外包开辟出入境通关绿色通道，同时引导贸易、咨询、知识产权和法律服务等配套服务业先行“走出去”。

打造具有强凝聚力的高级要素发展平台。发达国家往往会通过资源使用权在全球范围内争夺先进要素，分布于全球各地的先进要素通过全球研发链网络实现高速流动。要深度融入全球研发网络，就必须创建对国际高级要素具有强凝聚力的发展平台，在市场获取和流通成本两方面挖掘参与创新竞争的差异化优势：第一，在市场获取方面，积极利用现有优势，合理拓展产品前端设计研发和后端供应营销等高端环节，依托发展中经济体的市场需求进行研发创新，以有效市场规模诱致的方式吸引高端要素。第二，在流通成本方面，积极打通国内外要素的流通障碍，有效降低要素流通的商务成本，包括运输成本、基础服务成本、投资进入成本、契约执行成本、行政管理成本以及制度成本等。

积极争取要素定价权与规则制定权。随着要素分工的深度推进，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跨国公司通过治理链条运作国际规则和支配高端市场形成全球影响力。定价机制规则、产品基准价格以及贸易供求关系是影响国际定价权的核心变量。拥有大宗商品定价权的一国，将会影响特定大宗商品贸易的利润分配，而定价权处于弱势的一国往往在贸易中处于被动地位。中国要掌握国际要素的定价权，一方面需要优化国内产业分工布局，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进程，通过吸收先进要素优化企业技术研发和市场营销的要素结构，从而提升产品质量和品牌价值，避免产品市场的无序同质竞争。另一方面应加快完善大宗商品期货市场，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参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尽快培育成熟规范且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期货交易市场，扭转由部分发达国家完全主导现有期货市场的被动局面。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12期

责编|刘雅君

网编|陈家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