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周六）上午九点，浙大高培中心特邀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翟东升教授，为浙大企业家学员们带来《全球化兴衰时代的民企机遇与挑战》。翟教授以“广、深、高、速”的渊博知识和实战经验带给浙大企业家一场穿越时空，链接全球的思想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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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的背景

要搞懂中美贸易战，先要搞清楚三个基础性的背景。

第一，过去20年，美国的收入差距大幅度拉大，底层沉默的大多数被剥夺感加深。正是那些铁锈州的低收入群体把特朗普选入了白宫，所以特朗普的新政天然带有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标签。

第二，美国货物贸易逆差创2009年以来新高，再度接近峰值，近年美国政府、企业和民众在全面反思过去长期支持并主导的全球化对美国的影响以及美国受到的“不公平”待遇问题。中国贡献了美国贸易逆差的46%，与60年代西欧、80年代日本类似，当前的中国成为美国转移国内矛盾的重要对象。

美方认为中美贸易失衡和美国制造业衰落主要责任在于中方的重商主义，希望系统解决造成中美贸易逆差的深层次体制机制和结构性问题。

第三，在全球经济版图当中，中国的GDP总量为12万亿美元，占15%，而美国是19万亿美元，占24%，中美加起来占40%。过去五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由11%增长到了15%，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30%。只要中国不出大的风险，按照现在年均6%的速度再增长十年，那么中国将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二战以来，美国从来没有遇到过中国这样的对手。日本在其顶峰时期，其GDP只占美国GDP的40%（80年代），而我们达到了60%。一个国家在世界的权势（Power）是由它的经济规模和实力决定的。美国认为中国是政治的威权主义，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贸易上的重商主义，国际关系上的新扩张主义，这是对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的全面挑战。

所以这次中美贸易战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美国制造业衰落、贸易逆差扩大与中国崛起的趋势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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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全球化时代正在悄然到来

2011年夏季的一个国内学术会议上，笔者过早地提醒大家“逆全球化时代正在悄然到来”，当时遭到了学界同行的一致批判。2014年之后，赞同我判断的学者越来越多。时至今日，连全球化最坚定的信奉者都已经动摇了他们的信心。其实，读过点世界史就不难明白，全球化是一种历史性趋势，曲折运动，有进有退，并与主导性帝国的兴衰相伴而行。

全球化浪潮伴随着美式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全球推广，但是如今自由和民主之间出现了对抗与分裂，导致了全球化的逆转。1979年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是由英美金融资本推动的，它在全球所创造的增量财富主要是由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以及美国西海岸的高科技部门所获得，但是这个世界上有些群体却成为了受损者，比如英美白人蓝领阶级：三十年来他们的收入没怎么涨，但是失业率、离婚率、破产率、吸毒率、犯罪率、自杀率都大幅上涨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作为罪魁祸首的美国金融部门并没有受惩，反而借助量化宽松而挣得更多红利，这引发其它阶级的普遍不满。2016年，当白人蓝领群体试图用民主赋予自己的选票来表达不满、改变命运的时候，就发生了英国脱欧和特朗普胜选这样的政治黑天鹅事件。世界历史告诉我们，贸易战仅仅是逆全球化时代的一种常见症状而已，此外往往还有思潮极化、强人政治、乃至大国战争等并发症。

众所周知，中国是全球化时代的赢家之一，正因如此，许多人担心如果全球化逆转则大大不利于中国的继续崛起。这种观点属于刻舟求剑型思维。在笔者看来，中国的成功之道在于与时俱进，锐意改革，而不是某些人认为的靠了美国的帮助发展起来。全球化时代我们当然应该搞改革开放，那时的改革是向西方学习工业革命与市场经济，那时的开放，用小平同志的话说，是向美国及其盟友开放。如今世易时移，我们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开放，但这个新时代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独立探索，而新时代的开放则是以我为主的、面向全球的开放。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只要我们应对得当，与时俱进，那么每一个时代都可以是战略机遇期。

印度教的教义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梵天神的梦境中的一个幻影而已，这个类比用以解释全球化和美帝国体系非常适切。做梦的主体是美帝国，做的梦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梦，而所有的其它国家、企业、家庭、个人，都不过是这个梦境中的一个角色或场景而已。在以美元信用和美国消费市场为基础的美式全球化体系中，其它经济体的所有进步和努力，都是让美元的购买力更加强大，而美元信用的创造是无穷的，信用扩张的真正受益者是美帝国。因此只要这个体系在持续运转，其它国家都不可能在规模和质量上真正超越美国，这是由全球化游戏的结构和分工机制所决定的。二战后无论是苏联、日本还是欧盟，其经济规模和竞争力都无法超越美国，原因即在于此。挑战者通常情况下是不可能战胜占据了体系中心的霸权国的，因为你挑战的不是霸权国本身的国民与国土，而是包括你自身在内的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力量和资源。

世界市场体系的强大之处在于，短期内它可以带给追随者以更好的福利和更多的交易机会，但是长期看将会“消化”掉外围追随者中的异质文明，包括其制度、语言和组织体系。当年美国寄希望于通过接触政策而演变中国，这种战略自信不是毫无根据。如同古罗马时期的体系一样，外围国家的精英必然以讲拉丁语/英语为荣、以能够移民至罗马/美国为家庭梦想。而要跳出这个体系也非常难，因为正常的政府和领袖都难以承受离开体系的风险和困难。所以，只要保持在以美元信用和美国同盟结构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体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实是水中月、镜中花而已。追随美国仅三十年，中国的精英阶级便纷纷转移资产转换国籍；继续随波逐流三百年，那么汉字的存在都将是存疑的，更不用说哪个政党政权了。每念及此，尽管作为一个典型的国际化精英而占据了全球化时代的不少好处，笔者却总是深以民族前景为忧。

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的逆全球化行为，其实才真的打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机遇窗口。帝国的政治经济学本质是杠杆，而特朗普所作所为就是主动去杠杆。他以一种自杀式的疯狂向全世界同时发难，以自鸣得意的食言而肥来营造不确定性以牟取谈判中的短期好处，用各种退群和推倒重来以便让这个时代打上自己的烙印。我称之为牟取“违约红利”：借了信用卡不还，你相当于得到一笔红利，但是长期的代价将是昂贵的。他的这种倒行逆施相当于给全世界做美国梦的人们一个尖利的叫醒服务。正是在这样的刺激之下，欧日关系、中日关系、中欧关系、中印关系最近都有重要进展，原先以美国为中心的辐辏结构正在发生快速的变化，连横正在转变为合纵，多极化时代真的要到来。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国经济独立并超越美国才是可能的，以我为中心的全球化才有机会。大礼不辞小让，与这样的战略机遇相比，对美出口的那点可能损失，还算得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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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有前途》经典句子

1. 在微观层面上，作为普通中国人，生活中的各种困境把我们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房价太高，工作难找，环境恶化，竞争太激烈……各种不尽如人意的事情在身边时有发生。这样的中国难道也有前途？ 于是，我们身处这样一种悖论之中：看整体国势，中国好像很有前途；看自己身边，中国却又好像问题很大。

2. 当前的“体系中央”美国和正在“迈向体系中央”的中国，在其各自的国民经济中都有着重大的弊端，它们在一定意义上都出自“西方自由主义模式”。它们在国际舞台上的最突出征象是中国的经年巨额贸易出超和美国的经年巨额国际债务。在中美关系中，这巨额出超有它的经年对应物——中国对美国财政部债券和其他美元资产的巨额购买

3. 正是由于全球经济和政治结构的根本差异，才导致了作为整体的人类至今仍然挣扎在严重的不公、不和与无序之中。

4. 当前的世界市场体系中，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它的套叠型中央—外围结构。所谓套叠型，是指这个世界体系分为多个层次，如同多个同心圆套叠在一起，不同的国家分布在不同层次的圈子中，财富则在这些同心圆之间生产、流动、消费与储存。通过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博弈，各国在这个体系中各占其位，各逞其能，形成相对稳定的分工，从而确定了各自在这个体系中的位置。

5. 中国经济已经深入而全面地融入了世界市场体系，也就是说成为世界市场这个整体之一隅。要理解这个局部，就必须将整体纳入考虑。战略思想家的一种必备素质，是“必须有囊括一切的眼光，将起始与终结、整体与各部分展现为一个久驻心中的瞬间的印象”。

6. 世界市场之所以如此积极地追捧美元和美国无形资产，是因为体系外围的绝大多数国家都认同美国的实力优势、政治经济体制的优越性以及作为帝国的信用。我们之所以相信美元，并非如同美元纸币上所印制的那样因为“我们信仰上帝”，而是基于美国无与伦比的经济技术实力以及压倒性的军事和政治优势。美国的财富和力量又反过来导致了全世界对美国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承载或者象征了这些文化的商品与品牌的追捧。

7. 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是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物种，在性质上大不同于此前的所有类型。进入大众政治时代以来，人类社会发展出两大类现代体制模式：一类是英、法、美等国的自由民主体制；另一类是德、意等国的全能主义体制。两类体制各擅胜场，前者利于动员国民从事财富创造，后者擅长动员国民力量。1949年以来的中国，前30年学苏联，后30年学美国；未来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将是上述两大类体制的杂交品种，是一个把全能主义的动员功能与自由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整合在一起的新物种。新物种的诞生过程是痛苦的，因为两类基因之间需要磨合。

8. 西欧和日本既有中央国家的货币出口及虚拟经济的特征，又保留着类似于外围国家的工业制造能力，所以我们将它们称为准中央国家。它们依靠的是百年工业发展所获得的资本积累，加上在先进的研发能力以及管理组织能力基础上获得的技术和专利优势，所以我们可以称之为依靠理性而生存的国家。

9. 全球经济体系存在一个层次分明的等级秩序，一国的命运取决于它在这个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体系中央国家比起外围国家享有很大的好处：它们不但比外围富有得多，也稳定得多。因此几乎每个外围国家的政府都试图让自己的民族挤入到中央去。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下文简称“二战”）之后的65年来，仅有极少数成功者，其原因在于发展道路上存在各种“陷阱”，能躲过的幸运者极少。　

通过一天的分享，翟东升教授向学员们解读了美国发动贸易战的背后原因和基本逻辑，并从贸易战之国际关系和全球格局的视野中，分析了中美关系的应对手段和未来演进，为企业家们看待中美关系和国际贸易秩序，以及把握国内经济环境发展趋势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同学们都被教授的旁征博引和诙谐幽默深深吸引。

浙大高培中心 李婧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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