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外语作为良好的沟通工具，那么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比如记者、编辑，在写评论、写采访的同时，你的世界就缩小了至少一半；而假使你有了语言工具，你的信息量就扩大了10倍。所以在专业训练的同时，必须掌握至少一门外语。

    这就是著名新闻工作者、外交官、学者，华盛顿中国论坛社社长，约翰霍布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员（SAIS）的高级研究员陈有为先生在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继续教育中心的一番开场白。座无虚席的教室里响起了阵阵掌声，都对陈先生的警醒名句点头称是。

    Before I touched my subject, I would like to have a little recall that I last return to Hangzhou, that is in 1958. I’m so lucky that I’m still alive. 陈先生流利的英语也告诉我们，作为一门技术掌握它，看似不难；作为一门艺术欣赏它，我们有了好的榜样。

    陈先生经历过农业大跃进，又亲身体会过大炼钢铁。虽然现在看来十分可笑，但是对于人生来讲，这是一种经历，一种体验，是中国发展的一个艰难的过程。改革开放后我们才明白，用这种革命家拼命的方法是无法发展中国的。

    陈先生给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演讲。

中国崛起与世界格局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局势发展中最突出的，最意想不到的，也是震撼性最大的，就是中国的崛起。它不但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更影响了世界的格局。2003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的讲演,首次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这一论题。这一提议当时被中央高层所接受，所以在2004年4月24日，温家宝总理在第三届博鳌亚洲论坛上第一次以政府姿态提出“崛起”一词；2004年12月19日，温家宝总理出访美国，在哈佛大学再次提出了中国崛起的观点；2004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胡锦涛主席也发表了同样的看法。但是到了2005年4月，联合国国家首脑会议上，这种提法就没有继续沿用下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和谐世界”

   “中国崛起”的提法虽然得到了国家高层的首肯，也网罗了北京、上海等地的人才，动用了大量物力和资金，作为一个课题作为研究；但是也有部分元老级的大使以及媒体也同时提出了质疑，中国是否有必要在世界上提出“中国崛起”的说法，这一提法有什么含义，中国能否和平崛起等等。在英文中，rising代表的就是崛起,这和emerge等词还是有区别的，它强调的是一种突然性，由于意外带来的中国威胁论也就不请自来了。还有些部门认为，台湾问题还没有解决，和平崛起从何谈起。

    虽然目前还属于国家内部研究问题，但是我个人认为，“崛起”是一种现象，而且只有这两个字才能如实、客观地反映出短时间内中国取得的成绩、发生的变化和产生的影响。所谓“崛起”，第一强调的是速度，在比别人短的时间里取得了所要达到的目标；第二讲到的是幅度，“崛起”所涵盖的范围是全面的，不是局部的；第三谈的是结果，我们所看到的结果是震撼性的，中国人口多，能量大，有这样的发展进程，全世界都将受到影响。所以真正能表达中国现状的还是“崛起”二字。

    发展是一种常态，而崛起是一种非常态，任何事物都要有属于自己的identify，要有确切的名称，也需要有能正确反映内部实质的名称。举一个例子，莎士比亚的名作《罗密欧与茱丽叶》，故事发生在意大利的维罗那，茱丽叶属于卡普莱家族，而她的恋人罗密欧是属于蒙特家族，这两个家族世代敌对。两个互相倾慕的年轻人，却由于家族的原因无法结合。罗密欧无奈地说：我的敌人只是你的名字。蒙特仅仅只是一个称谓，它不是我的手臂、不是我的腿，不是我身体任何一个部分。玫瑰是美丽的鲜花，但是如果不再被称为玫瑰，它就不能和以前一样香气扑鼻了吗？所以即使我们不再对外宣称“中国崛起”，中国仍然是以崛起的状态在发展。

    国家从策略上考虑问题，但是我们仍然需要从本质上来研究。中国崛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中国变大了，一个是中国变强了，一个是中国变重了。变化，主要就是指在数量上、分量上、质量上的改变。从20世纪以来，有日本的崛起、俄国的崛起、德国的崛起。日本的崛起从1867年的明治维新开始，不过20几年，日本就开始以甲午战争为由侵略中国，这不是和平的崛起。苏联十月革命，它只是突破了世界基本经济锁链的一种崛起，在俄国的土地上，人民重要挣脱了资本主义的束缚；但是苏联真正地崛起是在30年代，当时的工业发展十分迅猛，很快就跻身世界前列，跨入强权大国的行列。德国的崛起是在1932年，国会纵火案把德国原来的魏玛共和国推翻了，建立了自己的党卫军，逐渐开始向外扩张，历时13年，就把半个欧洲都蹂躏在它的铁蹄之下。

    现在中国的崛起与它们不同的是，中国的制度是和平的，不存在向外扩张的情况，从1950年起，半个世纪以来，除去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大跃进、文革，这些内外的因素阻碍了中国发展的事件，实际上中国真正在发展的只有25年。而这25年里中国实现了其他大国需要用一个世纪才能完成经济上的、综合国力上的由落后到先进的变化。曾经在中国影响力一度减退的时候发表过文章评论“中国变小了”的美国记者纪思道，近年来又发表文章称：中国变大了。他还首创了“China rising”这个词，发表在2001年全美最权威的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上。中国的GDP从以前的世界排名24位上升为世界第四，先超过意大利，超过法国，超过英国，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

    现在中国的经济总量是美国的五分之一，而原来的俄国老大哥也只有我们的五分之一。当初俄国对中国156项援助是我们工业发展的坚实基础，1991年苏联解体后，一切都发生了转变，它的经济状况只能和欧洲的中等国家相提并论。若摒弃货币本身的价值，按照世界银行提出的“PPP”原则，即“Parity of Purchase Power”,也就是国际通用的购买力平价计算法则来衡量中国与美国的差距，很多不平衡不合理的地方就立刻体现出来了。

    据分析，光是小型个体工商户中未统计的收入，就占过年中国GDP的16.8%。可以抵过亚洲的印度尼西亚的全年产值，可以抵过欧洲的奥地利的全年产值，可以抵过南美洲阿根廷、巴拉圭和委内瑞拉三个国家的总产值。可见，中国经济的数量和规模已经相当庞大。1958年中国提出要超过英国的时候，英国的钢铁产量为1500万吨，而当时中国的钢铁产量只有19万吨，现在中国的钢铁产量虽然已经达到3亿多吨，但是问题还是存在的，我们的优质钢和特种钢还是比较缺乏的，需要不断完善。

    1996年，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并且访问美国以后，中国在台湾海峡就进行了军事演习，美国一点都没有显露出着急的神色，后来在部队里清查出一名叛变的少将，才了解到当时发的导弹都是空的，没有装上至关重要的弹头。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萨达姆率领伊拉克军队占领了科威特，对当时的中国军队士兵的确产生了一种影响，觉得高不可攀，无法比拟，以我们传统战争中人打人的模式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和武器打人比较的。如今，小布什从一上台的明确表示要不惜一切力量办法来协助保卫台湾，转换成了指责陈水扁为“SOB”也体现了美国对中国在台湾问题态度的转变，从而印证了中国变强的说法。

    当初美苏竞争的时候，曾经提出MAD(Mutual Assure Destroy)计划，也就是说当美国向苏联发动核战争的时候，无法一次就将其摧毁，苏联还有还击的能力，也有可能会摧毁美国，两者达到的是一种核恐怖平衡，也从一方面限制了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为了应对美国建立的一千多个洲际导弹基地，也是拖垮苏联的罪魁祸首之一。而今的中国则无须重蹈苏联的覆辙，以“你断我一臂，我断你十指”相互牵制。如果为了一个台湾而损失了重要的纽约，这种代价似乎不太值得。美国现在对于中国的态度，对于台湾问题的态度都在转变，它不再和以前一样跋扈，而是对中国有所避讳。

    若干年前，中国国力、军事力量能达到的范围，只有朝鲜范围和印度尼西亚。当时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是因为有了中国的援助，粮食、行囊，一切一切，想尽办法，最后换来的却是枪和炮，那是因为中国不够强大，分量太小。而今，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有2千亿美元，中国拥有美国的国债几千亿，如果中国把美过的国债换成日圆、欧元，那么美元立刻贬值20%，美国的经济衰退程度无法预料。现任美国财政部长就是一个“中国通”，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中国的分量显而易见。

    后冷战时期，也是中国崛起的时期，美国成为了超级大国，一国的军费开支等于全世界其他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日本将资金都投入到房地产和股票行业，遭遇了泡沫经济，连续10年负增长；俄国的状况前面已经提到过；只有中国的增长势头还是让人欣喜的。这样两升两降，使得美国想争霸世界的愿望实现得十分困难。原本打算花费1000亿美元的伊拉克战争，现在却一直被困在内，现在美国经济学家推算10000—20000亿美元，15000个伤兵一直照顾终老的花费应该在360亿美元。现在的朝鲜核武器问题、伊朗核武器问题，美国迟迟不敢动手，就是因为已经背上了伊拉克这个包袱了。

    美国的本意是打算在苏联解体后将中国作为它的敌对目标，但是9·11事件后，反恐成了头等大事，中国得到了最好的发展机会。

   为什么一个超级大国无法成为单极世界，分析家提出了六个原因：

一、拥有力量和使用力量不是一回事；

二、总体优势不等于局部优势；

三、政策失误、力不从心；

四、人心向背；

五、民不聊生；

六、小国群起。

    美国成为单极世界是不可能的事情，中国保持平稳发展的态势，再过20年，力量与今天更加不可同日而语。

 汪丽君  整理报道